一、心系僧团，

创办全国性佛教组织

圆瑛法师出生于福建省古田县，19岁于福州鼓山涌泉寺披剃出家。他所处的时代，中国佛教每况愈下，内外危机重重。清末民初，僧团衰败，义学凋敝，迷信盛行。同时，西方思想文化借鸦片战争之机传入中国，“庙产兴学”风潮兴起，许多佛寺被改为学校。佛教面临被时代大潮淘汰的危险。

圆瑛法师先后住持福州雪峰崇圣禅寺、宁波七塔寺和天童寺、福州涌泉寺和林阳寺等多座寺院，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，对于当时佛教界的弊端也了然于心。他认为，中国佛教界当奋起整顿清规，弘法利生，重新树立佛教的形象。他力图通过建立和乐清净的僧团组织，适应社会环境，振兴佛教。

1913年2月，圆瑛法师与寄禅、太虚、谛闲、虚云等高僧联合发起成立中华佛教总会，这是全国佛教徒联合起来的个全国性组织。1914年，圆瑛法师当选为中华佛教总会参议长。1927年5月，圆瑛法师在上海成立江浙佛教联合会并任主席。1929年，圆瑛法师与太虚法师共同发起成立中国佛教会，其宗旨是联合全国佛教徒，实现大乘救世精神，弘宣佛教，利益群众。圆瑛法师当选为中国佛教会首任会长，并连续担任七届会长。

圆瑛法师认为，要改变中国佛教界的现状，必须从佛教教育入手。他指出，无论是培养寺庙管理人才，还是培养通宗通教的研究人才，都离不开僧伽教育。因此，他致力于创办学院、讲堂等，让青年僧众接受学校化、现代式的教育。这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大转折点，对近代佛教的复兴和发展都有直接影响。

圆瑛法师先后创办了宁波接待寺佛教讲习所、宁波七塔报恩佛学院、福州法海寺法界学院、槟城佛学研究会、上海圆明讲堂楞严专宗学院、上海圆明讲堂圆明佛学院等僧伽教育机构，50余年孜孜不倦，培养出了一大批弘宗演教的佛教人才。

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，圆瑛法师在香港、南洋等地的教友和弟子，纷纷函电催促他到海外，都被他婉言谢之，回复说：“我是中国人，生在中国，死在中国，绝不他顾。”他深切体会到佛教与时代、与国家、与社会相适应的重要性，体悟并践行“爱教必须爱国”的真理。

1953年6月，圆瑛法师与赵朴初、虚云、喜饶嘉措、巨赞、陈铭枢等共同发起成立中国佛教协会，并被推选为首任会长。在当时中国佛教界思想颇不安定的情形下，圆瑛法师积极拥护党和政府，毅然出任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，为团结全国佛教徒和保卫世界和平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。同年9月，圆瑛法师在宁波天童寺圆寂。赵朴初先生当年在悼念圆瑛法师时称颂他：“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他的爱国精神。”

二、心系祖国，

致力于抗日救亡，

保卫和平

1931年，“九一八”事变发生后，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三省。圆瑛法师以中国佛教界身份，通告全国佛教徒启建护国道场；同时代表中国佛教会致书日本佛教徒，揭露日本侵略者占领我东三省的暴行，要求日本佛教徒和中国人民一道，本着佛陀的大无畏精神共同制止日本的军国主义。

1937年，“卢沟桥事变”爆发。国难当头，圆瑛法师召开中国佛教会理监事紧急会议，号召全国佛教徒积极抗日救国。他亲自担任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团长，召集苏、沪佛教青年，组织僧侣救护队，出入于枪林弹雨之中，积极开展救护工作。后又奔走各地组织救护队，开办难民收容所和佛教医院，收容难民和卫国受伤的战士。

由于当时佛教医院和各收容所出现经济困难，圆瑛法师决心前往南洋筹集经费，支援抗战和救济事业。1937年10月，他与弟子明旸到新加坡，请求华侨总商会组织成立“新加坡华侨筹款救国委员会”，后来又到吉隆坡、槟榔屿、怡保、马六甲等地，请求组织成立如前的委员会。他借讲经的机会，积极筹款救国，提倡“一元钱救国运动”，激发广大侨胞的爱国热忱，募得款项汇回祖国支援抗战。1939年，他再赴南洋继续募款。

1939年秋，日本宪兵队以抗日分子罪名将圆瑛法师和弟子明旸同时逮捕，押往“日本宪兵司令部”威逼利诱、严刑拷打。圆瑛法师从容陈辩，理直气壮，义正辞严，显示了大无畏的民族气节。他在狱中一心念佛，平静如常，以绝食与日本侵略者作斗争。终日本宪兵队迫于舆论压力，不得不释放圆瑛法师师徒。其后又有日本僧人几次来请他出任“中日佛教会长”，妄图利用其影响力为他们服务，圆瑛法师皆予拒绝。他专事著述《楞严经讲义》和其他经典，以应付日本侵略者和汪伪的纠缠，但对国家大事未曾一日忘怀。在此期间，他赠言当时中国佛教学院师生：“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佛教兴衰，教徒有责”，号召佛教青年要肩挑“救国、兴教”两副重担。

1952年9月25日，在北京广济寺召开的佛教界人士座谈会上，圆瑛法师作了《爱教必须爱国》的讲话。他指出，佛教徒是中国人民的一部分，佛教徒参加爱国主义的学习和运动本身就是弘法利生的一种方式，既不违背佛教教义，也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。

1952年10月，圆瑛法师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。他在欢迎大会上发表了《佛教徒团结起来，争取和平，保卫和平》的演讲。

1953年3月，圆瑛法师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文章，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而欢欣鼓舞，号召大家热爱和平、珍惜和平。

三、心系社会，

积极从事慈善事业

清末民初，自然灾害频发，圆瑛法师关心民众疾苦，创立各种福利民众的社会慈善事业，多次为水灾、旱灾地区发起大规模的募捐活动，并创办孤儿院收养孤儿。他以慈悲利生精神，先后兴办了“宁波白衣寺佛教孤儿院”“泉州开元寺慈儿院”“上海佛教医院”等，以及救济院、育婴堂等。

1918年，圆瑛法师创办宁波佛教孤儿院，获得社会的广泛赞誉。1923年，在南洋讲经时，他与转道、转物二位法师共同发愿重兴泉州开元寺，并创设开元慈儿院，收容孤儿。课程依照普通学校，衣、食、住、医药则全部免费，他亲自主持其事。1926年，他亲赴南洋募集慈儿院基金，维持其发展，培养人才在数千以上。

此外，圆瑛法师还组织并主持“华北五省旱灾筹赈会”“十六省水灾赈济会”“上海灾区佛教救护团”以及“上海难民收容所”等佛教慈善事业，并多次深入灾区扶助。

四、心系佛教义理研究，

会通释道儒

圆瑛法师出家受戒后，四处游方参学，曾到常州天宁寺依止冶开和尚参究禅宗，25岁时到宁波天童寺参寄禅和尚。在这两位大德的钳锤之下，他的宗下工夫有了很深的基础。于是他发心钻研教义，先后从通智、谛闲、祖印、慧明、道阶诸法师听讲天台、贤首两宗的经论，对于《起信》《楞严》《法华》诸经造诣深。

在佛学思想上，圆瑛法师以《楞严经》为核心，会通天台、贤首、禅宗、净土四宗，博大精深，熔各宗于一炉、会禅净于一体，禅净双修，破除门户之见，消除宗派争端。

圆瑛大师对大乘重要经典《楞严经》40余年精研不辍，被称为“楞严独步”“楞严座主”。他曾说，当年为钻研《楞严经》中的深奥疑难之处，把其中不懂的一一写下来，贴在墙上，逐条静坐参究。参究明白一条，就扯下一条。这样有8年之久，一墙的不明白之处，全都扯了下来。至74岁时，巨著《首楞严经讲义》告竣。

圆瑛法师于31岁时开座讲经，几十年间，讲经弘法足迹遍及宁波、上海、杭州、扬州、南京、北京、天津、厦门、潮州、长沙、武汉、台湾、香港，并远及新加坡、菲律宾、缅甸、印度、马来西亚、锡兰（今斯里兰卡）、泰国等东南亚各国。法师宗说兼通，行解相应，辩才无碍。他一生演教讲经，所讲经文如《楞严经》《法华经》《心经》《金刚经》《弥陀疏钞》《大乘起信论》，性相通说，均深入浅出，博得听众的赞喜。他讲经之处，常是座无虚席。

圆瑛法师博通三藏，著作等身，已刊行者约20余种，其中关于般若者有《仁王般若》《金刚般若》《心经》等讲义；关于净土者有《弥陀经》《弥陀经要解》等讲义；关于教理者有《大乘起信论》《法华经弘传序》《楞严经》等讲义。此外还有《一吼堂诗集》《一吼堂文集及讲演录》《住持禅宗语录》等，曾被合编为《圆瑛法汇》在佛教内部流通。2016年，《圆瑛大师全集》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。

圆瑛大师17岁即高中秀才，饱读诗书，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。他常援引四书五经中的章句来论说佛教义理，将“仁义礼智信”“中庸之道”“慎独”等思想与佛教教理教义会通。

圆瑛法师提出佛学“三教论”的主张：以佛教五乘之一的人乘作为沟通儒道的基础，倡五戒十善之法，以会通儒家仁义五伦之道；以儒家善养浩然之气，彰显佛教大无畏精神；证佛教慈悲宗旨与儒教忠恕之道若合符节，以扶正世道，福国利民。他以老子身为大患之说，明佛教身为众苦之本；以道家、道教色身修持之卫生之道，发佛教了生死之无漏无为的殊胜。

圆瑛法师毕生致力于近现代佛教复兴事业，悲深行苦、为法忘躯、续佛慧命。他是佛教中国化的探索者，是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实践者，是中国佛教界爱国爱教的旗帜和楷模。